20世纪50年代杨桢（左）在苏联

1951年，我即将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在毕业表格里我填上了“完全、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在个人志愿栏里，第一项我写的是参军，第二项是“用原子能迎接共产主义”。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钱三强先生到清华大学物理系挑选学生的时候，竟然翻看了我们的毕业表格。当他看到我写的“用原子能迎接共产主义”时，钱先生笑着说：“这小子还有点雄心壮志！”

我就这么被选去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院前身）工作。同时被选中的另外几位年轻人，也都是强烈想从事核科学事业的应届毕业生。这是钱三强先生的择人标准，因为从事科研工作需要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

被选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第二年，我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国家建立了专门的留苏俄语学习班。当时俄语学习班的所有学员一律 “小灶待遇”。学员们每天有鱼有肉、牛奶鸡蛋吃着，可从校长到教员却只有豆腐青菜。当时我就想：国家和党给我们这样好的待遇，我们怎能不拼命学？

经过一年的准备，1953 年，我开始了赴苏留学生涯。我深知国家培养一个留苏生十分不易，下定决心一定要认认真真刻苦学习，绝不能辜负祖国的期望。出国前夕，我接到了改变专业的通知，让我学习无线电微波，行政关系转到电子研究所。对此，我没有任何意见，接受组织的安排。

在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读了两年，1955年秋，一个紧急通知从国内传来，要求我立即办理离校手续，到莫斯科报到。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不少人为我感到惋惜，觉得我本已唾手可得的大学副博士学位都将变成过去。但我义无反顾。作为一个志愿献身科学的青年，我更看重的是祖国和人民的信任，以及我从少年时代就梦寐以求的原子能事业。

当时，我已知道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有关原子能技术，我被国内指定为首批接受原子能技术培训的科技人员，但具体情况仍不清楚。到了莫斯科，我见到了以前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的老师们——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等，才知道这个“实习组”的部分情况。

实习组成员部分来自国内，部分调自留苏生。不仅我，包括当时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些资深专家如何泽慧、彭桓武、黄祖洽等，也都是实习组成员。大家被分成几个不同的专业组，分别在苏方指定的几个单位参加学习。一拨人学习反应堆物理及运行维修，一拨人学习建造、运行、维修回旋加速器，还有一拨人学习在堆和器上开展核物理研究。我被分配到回旋加速器上接受培训。这些设施秘密建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旧贵族庄园里，为了保密，那里被称为“热工实验室”。

杨桢（左1）与钱三强（前排右3）、宋任穷（左4）、何泽慧（前排右2）等在苏联

这个机会千载难逢，舍命也得干。当时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大无畏心态参加这项工作的。

加速器开动时具有强放射性，虽然用2.5米厚的重混凝土加铁块建了一个“碉堡”，操纵人员都在外面，可必要时还是得进到“碉堡”里头去，而且必须是在加速器开足马力的时候进去。由于回旋加速器是苏联才开发不久的新设备，部分处在半经验阶段。最危险的是在离子束轨道最后磁调整的阶段，出现了束流偏离，打上了D 形盒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往往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由人直接下到开动着的加速器真空盒窗口旁，用眼睛查看被离子束打红了的D 形盒部位，才能进行适当的调节。

在进行这种观察时，高能的离子束伴随着强烈的辐射，像密集的子弹一样横扫在我的双眼上。苏联人叮嘱我一定要小心，因为之前有好几个前辈眼睛都瞎了。我心想：“为了这个我就害怕了吗？那我们中国的回旋加速器怎么办？我是个战士，需要我干我就干! 让我冲锋我就冲锋！”我不止一次地担任了这个角色。

当时和我一起分配到加速器上实习的还有何泽慧先生。何先生希望我兼顾在回旋加速器上开展物理研究。于是我就开始注意回旋加速器上的苏联专家们都在做什么，并开始涉足回旋加速器旁最大的物理研究设备——多道飞行时间慢中子谱仪。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我开始点点滴滴地学习。苏联人很友好，很热情地介绍他们开展的工作。但也不可能全指望苏方，很多时候还是得靠自己去琢磨、探索。部分线路、资料欠缺，我就抽空到设备下去查、去描。

最困难的是线路元件的数值，苏联元件不像美国用色圈标示，而是印在元件上，常常因为字朝下而看不到。我想了个办法，从医疗器材商店买了一支牙科医生用的带长柄的小镜子，趁星期日休息，设备停机、不带电的时候，把它插进密如蛛网的线路中，利用镜中反射读出元件的数值，边照边抄。

我不仅要学，还要做。我先向苏方提出想试制部分线路，试好后又提出想试装整套线路。得到了允许后，我跑器材处、仓库、供应站，有时还自己掏钱在市场上买，一步步地把整套分析器装了起来。

苏联专家暑期休息的时候，是我大干特干的最好时光。因为那时工厂加工任务少，时间空出来了，正好为我所用。为了能在回国之前利用苏方的物资条件搞出个眉目来，我拼命地干，曾经一天光焊接线路就用掉了两公斤焊锡。工作进展出奇地快，在苏方的积极支持和他们的器材、供应和工厂加工的高效率环境下，不到半年时间，两排长达7米的全套飞行时间线路硬是装起来了。

实习任务先后顺利完成，钱三强、何泽慧等相继回国，开始筹备一个以苏联援建的原子核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为主要设备的、新的原子能研究基地（即“一堆一器”）。我则留下来继续完成建成谱仪的工作。

离开苏联之前，我通过器材部把庄园里的一些枯树锯下来，按设备部件大小设计成各种箱子，逐件装箱、钉盖，然后用中、俄两国文字写上“运往中国！怕潮湿！小心轻放！”等字样，堆放到实验厅的一角。

1956 年秋，我回到了阔别三年的祖国。与此同时，新的研究基地——今天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在北京西南郊的荒滩上破土动工了。这里原是农民都不开垦的荒凉之地，有蛇、刺猬、野兔子，但就是没什么人烟。

工人们住在工棚里，如果要上厕所，只能去野地里，条件十分艰苦。何泽慧先生对我说：“苏联的货还没有运来，时间就是生命，你再做一套吧。”虽然国内的电子管和器材质量不如苏联，但我还是想办法抓紧时间在国内赶制谱仪。为能够在加速器建成后马上启用谱仪，在回旋加速器主体还在建造的过程中，我就把全组人员移入201工号的一间地下室，在供电还很不稳定的情况下就开始了紧张的谱仪调试工作。

1958年9月27 日，“一堆一器”建成移交仪式在原子能院隆重举行。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下了雨，原来准备在反应堆大楼前空地上召开的大会，临时改到了大食堂。陈毅、聂荣臻等中央首长都出席了仪式，现场人山人海，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

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中国从此跨入原子能时代。曾经，中国在原子能方面是外行，没有反应堆，没有加速器，即使想做什么，也没有条件去做。然而，有了“一堆一器”，就意味着有了“本钱”和能力去开展研究，满足国家需要。自此，我开始在“一堆一器”上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我在回旋加速器上开展的研究为氢弹的研制提供了关键数据。

1964 年10 月16 日，我国首次成功试爆原子弹。“氢弹要快”，自然也提上了日程。氢弹的研制与原子弹大不相同，更为复杂。其中一个关键的技术项目，就是要测量“反应截面”的大小，这是一整套要靠实验测定的数据。但它们又是理论计算的起点，若没有，弹体的设计方案无从谈起。可是，国际数据保密，公开的数据分歧很大，只有自己做出来的，才是最可靠的。

幸运的是，钱三强先生对这一问题早有预见和战略安排。早在上世纪60 年代初探索原子弹时期，他就在原子能所作了布置。理论方面，成立了以黄祖洽为组长的“轻核理论组”，后来于敏也在内；实验上，在老二室建立了以轻核反应为中心的29 组，并通过何泽慧先生一再提醒我所在的23组：“中能中子非常重要！”

1965 年2月13 日，分管九局的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向原子能所下达紧急任务，并以急切的心情引用了毛主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词句，要求限期完成。此任务及后续项目，原子能所统称为35号任务，细分为35号-1，35号-2 等。其中，35号-1任务要求在5个月内完成，而且在第二季度就要提供第一批数据；35号-2任务紧接35号-1任务，要求在1966年1月前完成。而这些，若是按常规科研进行，3至5年都完成不了。

由于时间紧迫，任务难度大，原子能所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对35号-1以二室为主，抽调业务骨干30余人（后来扩大到50余人）组成突击队，将全所4台加速器和3台多道分析器集中管理，由副所长何泽慧任总指挥，日夜倒班奋战。

这时钱先生的战略安排优势显出来了。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战备”，大家不可能啃不下这块硬骨头，这项平常要用几年功夫才能完成的工作，竟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提前完成了。

35号-1的提前完成鼓舞了大家的斗志，接着35号-2任务就来了。作为23组组长兼二室主任，我被指定为业务总指挥。所领导同样集中了全部加速器等大型设备，再将二室相关的人力组织起来投入这一任务。将对此项工作原来已有些准备的原29组的刘家瑞、郑宗爽等人编为一个组，将在中能中子方面做过预研的巩玲华、蒋菘生和我等人编为第二组，又把在锂半导体探测器和核乳胶方面有过研究的胡选文、王氘等人加进去，共约40人投入这一“战斗”。

与35号-1任务相比，35号-2任务对测量结果的精度要求更高，为了保证结果绝对准确可靠，大家经过商量，制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方案。这个方案使得每一个数据都有两种以上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测量，它们必须完全一致，这样才能确保最后结果的完全准确可靠。这一方案自然带来不少技术难题，但经过大家的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加上外单位的积极配合，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整个任务按期完成，负责氢弹研制的彭桓武和于敏对测量结果都非常满意，确认这项工作“为氢弹技术途径选择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数据”。这项工作受到部、所表扬，并被列入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67 年6月，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只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应该说，这颗氢弹集中了从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起几代中国核科学家和全国各方面的努力，而让我们高兴的是，这里面也饱含了自己流下的汗水。

在我看来，“一堆一器”是火车头，围绕堆器建设的各类谱仪等设备是车厢，在堆器上开展的大量研究则是货物。是火车头带动了车厢，拉来了货物。

“一堆一器”是种子，尽管它们是苏联援建的，但能干的中国人很善于学习，从一开始照着摸索，到后来慢慢尝试，最后往往就能自己一点点地做出新的来。

“一堆一器”是老母鸡。从堆器上培养出一大批核科技人才，堆工、加速器、核物理专家都从这里诞生。正是他们在堆器上掌握的技术、积累的经验、开展的研究，为“两弹一艇”的研制做出了贡献，为反应堆和加速器后来的不断发展打下了基础。

（杨桢,1951年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钱三强直接领导下从事核物理研究。在加速器上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共振中子多道飞行时间谱仪，为我国中子物理研究基础的奠定贡献了力量。1966年起，担任原子能院中子物理研究室主任，同时负责并参与精确测定锂-6在中子能量8.8至500千电子伏区间生氚反应的截面的工作，35#-2任务准时高质量完成，为我国氢弹设计提供了可靠的基本数据。。）

策划：杨金凤

编辑：胡春玫